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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金融需求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呼吁给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以金融手段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壮大。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地方竞争而带来的市场竞争主体待遇在区域间的不平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其业务范围、参与中国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的比例等，都是一个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的过程。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上市的过程中，引进了若干外国战略投资者，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入股时获得低价资产而在解禁后抛售股份退出从而获得巨额收益，造成我国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历史教训值得汲取。在强调金融需求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呼吁给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以金融手段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对于搞信贷歧视政策、在县域及乡村大量吸收存款但对县域及乡村贷款比例极低的金融机构（这些存款往往被吸走而在大城市中使用），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就是对这种信贷歧视行为的一种限制和约束，我国应出台相应法规遏制信贷歧视现象），而对于在县域与乡村进行大量信贷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要进行相应的透明而公平的补贴与奖励。事实上在实践中民营企业所受到的或明或暗的所有制歧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的，这也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有关，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模式和政治社会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长期的，任务十分艰巨。国民待遇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一般被理解为要给予外商投资以公平公正的待遇，不要歧视外商投资，对外国投资和国内投资要一视同仁，这一精神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为各国所公认。

我国在2019年3月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其中强调对外商投资（含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实施国民待遇，这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和重要标志。金融需求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还包括大中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本文暂不探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的融资问题）。（三）区域发展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 区域发展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指在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不应明显存在各类有违公平竞争的政策，要鼓励区域发展一体化和统一市场的形成，避免区域之间形成各种歧视性和差异性政策。

金融需求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还包括大中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本文暂不探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的融资问题）。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因支持民营企业而造成的不良贷款和因支持国有企业而造成的不良贷款不应有差别性的待遇，金融机构在对民营经济进行信贷服务的过程中应采取与国有企业同等的信贷条件民营经济是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保障社会就业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这一重要表述以及新时期以来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诸多政策措施，与竞争中性原则在基本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

现实中存在很多违背区域发展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由于国家战略而形成的不同地区产生对企业的政策层面的差别待遇，从而导致对竞争中性原则的消极影响。竞争中性原则的提出，对于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3）以金融手段继续支持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深化国企改革，提升国企质量。特别是在那些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很少有大的金融机构在那里提供信贷服务，而主要是一些当地的小微金融机构以极大的经营成本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反贫困做出了贡献，对于这类服务边疆的小微金融机构也应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透明、公平的补贴。在金融需求主体层面要高度重视对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同时要继续在市场化原则下加强对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四、金融供给主体意义上的竞争中性：推进金融业自身深化改革 金融供给主体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又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

我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既要遵循竞争中性原则，积极引进外国金融机构，给外国金融机构以平等待遇。所称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要对民营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农商行和城商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条件，鼓励民营资本参股银行业机构。长期以来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一些较大城市的城商行）发展较快，但对我国遍布城乡的中小微金融机构却重视不够，而这些中小微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村镇银行、较小城市的城商行、小额贷款结构等）却是保障我国基层细胞保持活跃的重要支撑力量，它们为各类小微客户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为我国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步伐加速，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主体结构的多元化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面貌焕然一新。[4]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收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竞争中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所有制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国民待遇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和区域发展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一个崭新的金融谱系已经建立起来。

[7]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发2015[55号]）要求，国务院于2015年10月19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就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出了意见。本文认为，要在竞争中性原则下深入推进金融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同时贯彻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需求主体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在金融供给主体层面对中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民营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规模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同时高度关注国家金融安全，高度重视对小微金融机构实施公平透明的扶持政策。在县域金融市场竞争中，要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对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同样要承担支持小微企业、支持县域经济、支持乡村振兴的使命。所有制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不能对民营经济进行所有制歧视，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在财税、金融、就业等各个领域实施公平公正的政策，防止对民营经济造成的不公平待遇。第一，缓解民营经济融资约束。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在构建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这就要求理顺国有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要消除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多干预，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能够在消除不适当的社会负担和政府干预的条件下真正以独立市场主体地位进行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既带来我国银行业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化等作用，也会带来一些金融风险，要对外资金融机构给金融体系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监督和风险管理。金融机构应该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对待国有企业，以竞争中性原则继续支持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支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而不应走另外一个极端，削弱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从而导致另一种所有制歧视。

因此，未来要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剥离国有银行身上的政策性负担，剥离不适当的社会责任，对于其不得不承担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给予透明的公平的补贴，消除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行政性管制和介入，进一步推进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和治理结构变革。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这一任务对我国未来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地方竞争而带来的市场竞争主体待遇在区域间的不平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其业务范围、参与中国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的比例等，都是一个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的过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上市的过程中，引进了若干外国战略投资者，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入股时获得低价资产而在解禁后抛售股份退出从而获得巨额收益，造成我国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历史教训值得汲取。在强调金融需求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呼吁给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以金融手段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壮大。

对于搞信贷歧视政策、在县域及乡村大量吸收存款但对县域及乡村贷款比例极低的金融机构（这些存款往往被吸走而在大城市中使用），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就是对这种信贷歧视行为的一种限制和约束，我国应出台相应法规遏制信贷歧视现象），而对于在县域与乡村进行大量信贷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要进行相应的透明而公平的补贴与奖励。事实上在实践中民营企业所受到的或明或暗的所有制歧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的，这也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有关，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模式和政治社会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长期的，任务十分艰巨。

国民待遇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一般被理解为要给予外商投资以公平公正的待遇，不要歧视外商投资，对外国投资和国内投资要一视同仁，这一精神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为各国所公认。我国在2019年3月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其中强调对外商投资（含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实施国民待遇，这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和重要标志。

金融需求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还包括大中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本文暂不探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的融资问题）。竞争中性原则的核心是给予每一个市场竞争主体以平等公正的待遇，消除对市场竞争主体的歧视性和差异性政策，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这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认为，应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按照稳中求进的基本方略，依据竞争中性原则推动我国金融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导金融体系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以竞争中性原则推动金融体系更好地实现对内和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实现金融和经济协调共进。总之，要秉持竞争中性原则，摒弃各种形式的唯所有制论，既不能歧视民营企业，也不能反过来歧视国有企业。

在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们既有很多正面的经验，也有比较惨痛的教训。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

不同区域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资源的配置，也同样要体现区域发展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要使金融资源在区域间得到均衡的配置，不要形成不同区域间金融机构的不平等待遇，尤其是加大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因此，既要从供给侧角度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通过加强股权融资、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来缓解民营经记的融资约束。

第五，鼓励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和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第三种情况是由于地方保护所带来的区域内外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